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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一个在华的日本鬼子
摘：2009年10月，山崎宏获得日本总理大臣奖，表彰他对中日民间交往的贡献。老人对得奖很淡然，唯一让他感念的，是在山东大厦举行的颁奖宴上，日本领事夫人特地为他做的那顿香喷喷的红豆饭。那是家乡的味道。
山崎宏是侵华日军赤柴部队的随军军医，在战争中当了逃兵，从此滞留在中国济南，如今老人已经102岁。几十年来，山崎宏一直坚持每周六日给济南市民免费看病，替当年的战争行为“赎罪”。
山崎宏从写字桌下摸出一块糖，亲热地递给我，用地道的济南话说，“吃糖。”他指着薄荷糖纸上的日文商标说，“0ishi的意思，就是‘好吃’。”
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，在位于济南市区南部的“七里山诊所”——这是儿科大夫山崎宏出诊的地方——一场突发的冬季流感，让就诊者塞满了狭小的空间。
山崎宏大夫真的很老了。白眉毛长长的，遮住了一对小眯缝眼。102岁的寿星，患有白内障，耳朵也聋得厉害，和患者之间的交流，完全依赖经验。他拿起听诊器搁在一个小儿的胸口，告诉孩子的奶奶，“嗓子呼噜呼噜的，感冒了。”孩子的奶奶说：“我小的时候就是山大夫给我看病，我的孩子也是找他，现在轮到了我的孙子。”
日本人山崎宏，在济南居住了70多年。1937年，29岁的山崎宏是侵华日军赤柴部队的随军军医。他离开家乡冈山，来到中国。命运让他留在了济南。小城悠然的生活节奏，常使他忆起宁静的冈山。而济南的孩子从小就听说，在七里山生活着一个不回日本的“鬼子大夫”。
研究抗战史的北京报告文学作家方军，20年来一直在跟踪采访健在的侵华日本兵。他介绍，战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128万，现在活着的不到13万。当年参战日军平均年龄25岁，绝大多数已作古。生于1908年11月25日的山崎宏，无疑是日本战败迄今滞留中国时间最长、有资料可查的最后一个鬼子兵。
家
Woo：最让人感动的是，作者最后选择了宽恕一切。
和菜头你好，
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。和现阶段中国大多数的毕业生一样，是要继续留在这座城市，还是回家，我也有我的顾虑。但我的故事和他们也许有点不一样，这要从我的家庭说起。
我出生在一座小城。我的姥姥和姥爷有四个孩子——三个舅舅和我妈。姥姥和姥爷是农民，但就是凭着自己大半辈子的拼搏，我妈和三个舅舅都吃上了国家饭，现在安安稳稳地拿着可观的退休金和公费医疗。爷爷和奶奶生了三个儿子，三个女儿，我爸行二。妈妈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，我爸做模具，一年就可以往家拿8000块钱，这是在那个年代非常大的一笔钱。那时我的大伯是生产队队长。最小的姑姑还在上高中。
后来大伯赶在那个年代下海的高潮中，开始创业，并说服家族里的每一个人，进入他的公司。我妈为这事和我爸吵过一次，不想让他为此丢掉了自己的事业。结果我爸还是入了股，去了大伯的公司。我妈那时候下定决心，无论谁出来劝，大伯也好，我爷爷奶奶也好，她也一定不能放弃自己的教师工作。我懂事之后我妈和我说过，如果当初不是自己拿定主意，现在恐怕早就疯了。因为后来入股的这些家族里的人，在公司步入正规后，被大伯一个一个的推了出来。
我爸是出了名的孝子。奶奶去世前，他每天下班先到奶奶家去给奶奶做按摩，十年如一日。然而大伯和大妈，就没怎么管过奶奶和爷爷。我爸从大伯的公司出来之后，奶奶出面和大伯吵过一次，但最后奶奶自己也没办法了。九十年代的时候我的大姑拥有了一家皮鞋厂，我不知道这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，反正结果就是我爸又去了。几年后厂子效益不好，原本说好给我们家的一套别墅（关于那栋别墅，我有限的记忆里保留着我站在已经开始装修的阳台上，向楼下院子里的爸爸妈妈招手），转眼间就被大姑收了回去。后来我爸和我妈说不用着急，怎么着厂里说好了还有我的一栋商品楼。我现在想来事情都荒唐的离谱，某一天我最小的姑姑和姑父来找我爸，说哥哥那栋楼能不能借我先用几天，我爸想都没想就把钥匙拿了出来，然后姑父出门直接奔登记的地方，把房屋所有人写成他的名字。。。。。。
柴静：而我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